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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問題之二:爲何難言幸福

时间:2016-01-06 10:38:21  来源:  作者:刘安诚 于维民

幸福問題之二:爲何難言幸福

刘安诚  于维民

實踐證明,財富並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個人經濟狀況滿意度、職業狀況滿意度、社會保障滿意度、社會地位滿意度、婚姻家庭生活滿意度、人際關系和諧和身心健康滿意度等,是影響民衆總體生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從追求財富到追求幸福,昭示我國民衆的幸福觀正在向多元、動態和進步嬗變。

一、關于幸福感

人們通常把幸福感理解爲對自身生活品質及社會的認可與滿意狀況,是人們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情感性和認知性的整體評價,是評估相當長一段時期生活滿意度的情感反映,具有主觀性、穩定性和整體性特征。主要內容一是人們對生活總體以及主要生活領域的滿意感,二是主觀所體驗到的快樂感,三是人們由潛能實現而獲得的價值感。幸福感是精神生活、社會生活和物質生活帶給人們的切身感受,幸福與否,是每個人的境遇和追求所造成的,它折射出社會的現實狀況。當然幸福感也決不是簡單的對客觀現狀的機械反映,它對現實有超越性,有崇高理想信念支撐的人,在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下亦會有幸福感

幸福感是一個主觀的動態性概念,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變化。新中國成立初期,擁有“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人就感到頗爲幸福。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能夠被招工或參軍、衣食無憂,家裏有自行車、縫紉機、手表和收音機(三轉一響),就感到很幸福。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們對幸福的期望值不斷上台階。改革開放初期,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勤勞致富成爲萬元戶、考上心儀的大學、能出國留學等均是幸福的緣由。如今有穩定的工作、有房有車、孩子能進好學校、醫保等社會保障到位、生態環境宜居、政治清明、社會和諧、身心健康是人們期盼的基本幸福需要。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的視野不斷開闊,對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日益增長,幸福感的客觀內容與時俱進,但主觀感受未必同步提升。

二、影響幸福感的原因

2011年末,中國社科院與中國人口宣教中心發表報告稱,70%的中國家庭覺得比較幸福。然而,廣大民衆對國家級研究機構的報告並不買賬,紛紛調侃“被幸福”了。蓋洛普公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調查顯示,只有12%的中國人認爲自己“生活美滿”,高達71%的人稱生活艱難。而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卻顯示,中國人對未來充滿希望,74%的答問者認爲,未來的生活會很幸福。針對二者的差距,《華爾街日報》認爲,原因在于後者的調查對象過多鎖定了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遍比農村居民富裕。同年12月12日,福布斯中文網刊發英國智庫列格坦研究所的一份世界幸福感國家排名,中國位列52位,在110個國家中居于中遊。近日,聯合國首次發布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幸福指數報告,中國內地排名僅112位,香港排名67位。[1]顯然,各種幸福感、幸福指數排名榜衆說紛纭,調查側重點不同,調查結果迥異,常常會鬧以偏概全的笑話。

綜觀多個針對中國人幸福感的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國人的幸福感在過去10年先升後降,表現出與經濟發展軌迹的非同步性。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初期,物質財富增加後顯著改善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滿足了民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且那時社會分化程度、貧富差別還不大,生態環境尚未遭全面破壞,黨風、政風和社會風尚差強人意,貪汙腐敗還沒有像如今這樣嚴重,人們在心理上更多的是作縱向比較,與過去匮乏的生活相比,較容易産生滿足感。最近10年,社會結構轉型加速,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日益全面觸及深層次利益矛盾,社會分化程度加大,城鄉、區域及貧富差距拉大。從社會心理方面看,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民衆的需要層次日益提升,需要範圍擴大,呈現多樣化態勢,經濟方面對抑制通貨膨脹、調節分配及勞資矛盾的需求強烈,民主政治方面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制約和懲處腐敗的訴求持續走高;社會生活方面對公平正義的訴求日益凸顯,要求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呼聲越來越高,還有對精神文明建設及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日益強烈。總之,要求滿足的內容越來越多,標准相對提高。而資源、環境和人口的壓力越來越大,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民衆的生存壓力增大,發展空間被擠壓,正當權益受侵害,這一切疊加在一起,再經坊間和網絡的放大,強力地消解人們的幸福感。其實,人們並不十分關心幸福國家排名榜,更爲關注的是民生幸福,民衆對現實生活的切身感受、在社會階層中的境遇變遷,對幸福感最有發言權。影響民衆幸福感的變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衣食住行等生存方面的需要部分得不到滿足。每個家庭、甚至每個人的收入水平與衣食住行的物質保障程度呈正相關關系,是直接影響民衆幸福感的物質基礎。IMF和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2010年,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上,如美國爲79.80%,英國爲78.10%,法國爲61.02%,德國爲62.33%,日本爲81.54%,我國香港也高達79.97%,中國內地僅爲24.34%,[2]可見,即便是人均收入,我國民衆的收入是相當低的。按照國家新標准測算,中國貧困人口達1.28億,甘肅省貧困人口達到1300多萬,占全省農村人口的80%,貧困發生率達到62.6%,占全國貧困人口的1/10強。2011年,甘肅省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列全國末位,人均GDP爲全國倒數第三。截止“十一五”末,中國小康社會實現程度爲80.1%,甘肅省小康社會實現程度僅爲62.7%,甚至比西部平均水平還低8.7個百分點,經濟拮據嚴重抑制甘肅民衆的幸福感。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人們的收入已大幅度提高,但近年來高房價使許多人一房難求,多數人的年收入只夠在當地買數平米的商品房,不敢戀愛和結婚生子,無法把老人接到身邊贍養。近幾年食品類價格持續走高,通貨膨脹嚴重,股指又回到10年前。自金融危機以來,許多企業或倒閉或經營維艱,影響許多人的就業和收入。

而且幸福感是相比較而言的,縱向比較,個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和品質今非昔比,幸福感油然而生;可橫向一比,已有的一點幸福感蕩然無存。《小康》的調查顯示,“收入”是影響職業幸福感的最大因素,“福利”列第三。公衆眼中最具幸福感的職業前五位分別是公務員、政府官員、教師、藝術家和高管,其共同特點是職業相對穩定和收入高。數據表明,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由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目前的接近13︰1;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擴大到2011年的3.13︰1。全國收入最高的10%群體和收入最低的10%群體的收入差距,已經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全國居民基尼系數在1990年就已經達到0.445,接近國際上公認的0.45警戒線,農村居民基尼系數2011年達到0.3949。[3]城鄉、區域收入差距數倍,行業之間收入差距數倍至十多倍,單位內部高管與普通員工的收入更是差距懸殊,達數十倍至一百多倍。2010年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值爲66.8萬元,是當年全國平均工資的18倍多,而部分私營企業和外來務工者的收入卻不足社會平均工資的一半。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日前發布的2011年《中國薪酬發展報告》中指出:部分行業工資上漲過快,高管工資增幅明顯超過普通職工,企業高管與農民工工資收入差距最大達4553倍。(2007年平安公司總經理年薪6616萬元,是當年全國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2751倍,相當于農民工平均工資的4553倍。)[4]特別是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台後,許多用人單位爲了規避無固定期限合同,大量采用勞務派遣工,其薪酬水平僅爲正式員工的1/3—1/2,[5]他們幾乎沒有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待遇,單位不按國家規定爲其繳納“五險一金”,發生“暴力執法”、“野蠻拆遷”後他們又成了“替罪羊”。盡管絕大多數人衣食無憂,但民衆在如此多、如此大、如此亂的收入差距面前難言幸福。

2、一些安全方面的需要得不到滿足。當前,國人絕大多數已解決溫飽,但奔小康的人們生活壓力非常大,職場等級森嚴,競爭白熱化,經常加班出差,看老板眼色,工作沒有穩定感和安全感,亞健康、過勞症、初老症人群龐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頻仍、僞劣食品防不勝防,飲用水汙染事件多發頻發,霧霾、沙塵、酸雨使人無處逃遁。接連不斷的礦難、惡性交通事故、野蠻拆遷、醫藥事故等使人們感覺疲勞。城市社會治安差強人意,可農村空心化導致社會治安惡化,留守婦女身心健康屢遭侵害。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黃賭毒屢禁不絕,社會誠信缺失、道德滑坡、世風日下。達官貴人可以動用安保力量強化居住小區的安全,富豪可以在生態環境優良的地方購房,移居或“候鳥式”遷居,廣大升鬥小民得忍受垃圾圍城、大氣汙染之害。

3、流動人口的歸屬需要得不到滿足。幸福感不只是吃飽穿暖,還須心情舒暢,歸屬感與幸福感緊密相連。城鄉二元分割使25278萬(2011年數據)農民工無以爲家,據2012年3月15日《工人日報》報道,2000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續3.8年,到2008年,農民工每份工作持續1.4年。農民工就業“短工化”的主因是受到城市諸多歧視、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用工單位過度盤剝,最終缺乏歸屬感。據甘肅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公布的數據:2008年以來,全省累計輸轉勞動力1953.05萬人,近幾年每年輸出的農村勞動力均在500萬左右,2011年爲532.8萬人。他們身份是農民,幹著城市居民不願幹的苦髒累險的活,拿最低的臨時工或合同工工資、有時勞碌一年連工資還會被拖欠,他們大多蝸居在衛生和交通條件差的工棚或出租屋,吃最廉價的食物,沒有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四處漂泊,倍受歧視、欺負和被邊緣化。城市不菲的生活費、高昂的房價,和城市戶籍捆綁在一起的子女入學條件與農民工無緣,迫使多半農民工把老人、孩子或配偶留在農村,形成體制性孤兒寡母和空巢老人,割裂人世間至愛親情的根本原因是城鄉二元分割,現行的戶籍制度設計缺陷導致這些人無以爲家。個人幸福的前三個要素是家庭和諧、身體健康和婚姻美滿,可是,爲城市做出巨大貢獻和犧牲的農民工三缺兩。

4、尊重需要得不到滿足。沒有體面的勞動和充裕的收入,在“官本位”和物欲橫流的社會難言被尊重。不僅數億農民工在城市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即使是正式員工,在企事業單位的地位亦每況愈下,單位改革改制或薪資分配,普通員工沒有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常常被下崗、被裁減;中小私企業主不與務工人員簽訂用工合同幾乎是通行的潛規則,超時用工等違反勞動法的現象俯拾皆是。黨的十六大提出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和尊重創造,可在現實生活中,評價成功人士的標准依然是當官和發財。愈演愈烈的腐敗和不正之風是以侵蝕國家利益和民衆權益爲前提的,一些地方政府職能部門或不作爲、亂作爲、慢作爲,或“自肥性”執法,嚴重損害公衆利益和民衆尊嚴,直接抑制人們的幸福感。

5、自我實現需要得不到滿足。自我潛能的發展與幸福感關聯性大,在關乎人生存和發展的每個重要階段,經過努力接近實現或基本實現人生目標和理想時,就會産生自我實現的幸福感。人的一生有一系列奮鬥目標或理想追求,如升學、求職、擇偶、家庭、職場、健康、養老等關鍵性的人生訴求。普通民衆實現人生目標和理想要比官宦富家子弟耗時費力得多,成功概率很低,天賦、能力、潛力、努力均比不上權力、關系網的威力。“官二代”、“富二代”、“壟二代”不僅因爲父輩可以讓其擁有良好的先天資源,更有衆多與之利益交換的群體願意錦上添花。從改革開放初時興“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到如今愈演愈烈的“拼爹”鬧劇,現實昭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仍是古今通行的潛規則,家境、背景、人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的命運。時下,一些部門和官員利用職權,量身定制“蘿蔔招聘”,部門之間互相安排、提攜“官二代”,某些壟斷行業招工只面向本系統職工子女,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幹電力早已不是新聞,一些“事業編制”甚至淪爲領導幹部親屬就業的“自留地”,如湖南平江縣林業局副局長安排妻兒等9名親屬就職同系統,廣東汕尾煙草局局長將本系統作爲親友的就業基地。“父子兵”、“夫妻店”等權力就業、腐敗升遷屢屢發生,嚴重毒化自我實現的社會氛圍,滋生“仇富”、“仇官”、“仇壟”等反社會情緒,消解民衆的幸福感。

6、主觀需要不切實際。幸福感是一種長久的、內在的心理狀態,富足是幸福感的物質基礎和精神動力,在滿足基本生存需要後,財富多寡與幸福感關聯度不大,而一些與財富無關的因素卻對幸福感産生重大影響,其主要有:

(1)不知足。人生目標和理想過多、過大、過頻,需要、欲望過多使人精力分散、疲于奔命;需要過大使人力不從心、事與願違;需要過頻使人應接不暇、永不知足,也就很難有幸福感。有了工作想換體面、舒適而薪酬高的工作;有了住房想換更大的、甚至還想買別墅或多地購房;百萬不算富,千萬剛起步,有了錢想賺更多的錢;“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養情婦,包“二奶”,周旋于多個異性之間;從科員熬到主任科員,當了科長想當處長、廳長……這些無休止的欲望,驅使人奔波勞碌,永遠攀登不上成功、圓滿的頂峰。欲海無邊,不知回頭,生活中除了痛苦、沮喪,還有遺憾、抱怨,何來幸福感。

(2)盲目攀比。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開始,我們一直都活在與別人的比較中,不管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即使不明比亦暗比:嬰兒時期比可愛,幼兒時期比才藝,求學時期比學業名次,青年時期比異性朋友、比學曆、比職業、比結婚排場,中年時期比單位待遇、比職位高低、比房子大小、比車子檔次、比財富多少,老年時期比子孫出息和孝順、比健康和長命……凡比較當會有輸贏和高下。怕輸,只有卯足了勁打拼,一生把主要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學業、職場、情場、官場甚至與左鄰右舍的攀比和競爭中。然而山外青山樓外樓,就算你跑得再快,總有強人在你之先,後來居上也不乏其人。如果一生疲于奔命、只顧加速趕路,無暇欣賞一路上的美景,心裏只剩下欲望和沮喪,沒了幸福。一旦你追求的不是如何幸福,而是怎麽比別人幸福時,幸福也就遠離你而去,即使幸福就在眼前亦會視而不見。

(3)缺乏信念。信念是人生的精神支柱,有信念的人即便清貧,亦充滿希望、百折不撓,取得一些進展,自會感到幸福。沒有信念的人不知道人生目標和追求是什麽。目前,各種社會思潮激烈交鋒,許多人理想信念變異,追求物欲、貪圖享樂成爲時尚,而一些堅守共産黨人理想信念的人卻日漸孤立,頻頻受到冷嘲熱諷,導致信念“孤島”現象。一些人經過多年的“下海淘金”,除了賺錢和花錢,懵懵懂懂,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麽。世界上的錢賺不完,永遠都有比你有錢的人;你再有錢,花錢總有一個生理極限,常吃山珍海味,也就感覺不到享用美味佳肴的快樂,反而有損健康。《增廣賢文》雲:良田萬傾,日食一升;廣廈千間,夜眠八尺。人缺失信念是很難有幸福感的。美國一家電視台派記者對三組人群進行跟蹤采訪,第一組是窮人,大都居住貧民窟,生活窘迫,基本沒有幸福感可言。第二組是富人,這些人都有自己的豪宅、巨額存款,即便不工作亦錦衣玉食,但他們中許多人居然不認爲自己生活得幸福,因爲山珍海味吃膩了、遊山玩水玩膩了,身在福中不知福,對幸福感産生了抗體。第三組介于窮人和富人之間,每天都得努力工作才能過上小康的生活,他們忙碌、充實、對生活充滿激情、夢想和追求,每每實現一個生活理想,都會感到很幸福。顯然,只有對幸福生活充滿向往並努力追求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4)放大陰暗面。大千世界、風霜雨雪、陰晴圓缺本自然。芸芸衆生品性有高下,熙熙攘攘、來來往往皆爲利,區別只在于爲公利或私利。有陽光就會有陰影,生活中有許多積極的、美好的人和事,亦有不少醜陋、邪惡的人和事。人生曆程充滿坎坷和磨難、不如意事常八九,辛勤耕耘不一定有豐收,功德圓滿、修成正果很難。也許鄰家小子順風順水、功成名就、春風得意,命運似乎對你很不公平。如果你帶著“性惡論”的有色眼鏡看世界,只看到人性的醜惡、爾虞我詐,官場腐敗、逢迎吹拍,市場逐利、不擇手段,道德滑坡、世風日下……滿世界都是壞蛋,到處充斥邪惡。視而不見人世間的至愛親情、社會的發展進步,把道德楷模的真情奉獻都看成是假的,看不到生活中的美好的一面,忽略了社會生活中的真善美,你內心就會充滿恐懼、焦慮和怨恨,郁郁寡歡。當你放大陰影、忽略陽光,你就生活在陰影中,心灰意冷。當你沈湎在自己的不幸中難以自拔,只抱怨命運多舛時,自然就無法體現至少還有一二是如意的、欣慰的人和事。當你放大別人的幸福,忽略自己的奮鬥和快樂,也就湮滅了你的自信心和成就感,當然就沒有幸福可言。目前,有一些媒體爲了吸引眼球,對現實生活中的負面事件大肆渲染和炒作,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好奇心,但同時也抑制了人們的積極心態。

(5)不知奉獻。人生幸福不全在享受物質財富或精神財富時的愉悅,更重要的在于創造財富過程中的攻堅克難,享受成功的喜悅;在于公益慈善、服務社會、幫助他人的無私奉獻中,享受助人的快樂。雷鋒、郭明義等人有崇高的的信仰、懂得感恩、回饋社會,他們節衣縮食,盡一己之能助人爲樂,鑽研技能、在本職崗位上報效國家,從服務人民和報效國家的過程中感受幸福。而現實生活中,一些人斤斤計較、分斤掰兩,只可與人同患難,不願與人共享福。凡事總想著這事值不值得、是否劃算,出這麽多力氣有什麽好處,沒幹事先惦量酬勞回報,總在撥打個人利弊得失的小算盤,這樣會活得很累。總叨念沒有功勞有苦勞,沒有苦勞還有疲勞,心裏總是不平衡,自然難有幸福感。

(6)不能排解焦慮。現實生活中的升鬥小民大都活得不輕松,孩子很難擠進公辦幼兒園,年輕的父母很糾結,要麽上不規範的“黑幼兒園”,要麽上學費堪比大學學費的私立幼兒園。到了上學年齡,家長又要費盡周折爲孩子擇校、受“被贊助”的折磨,學生則備受作業、考試、升學等壓力的折磨。熬到大學畢業,又要爲擇業而四處奔波,農家子弟無法“拼爹”,無奈低就。職場競爭暗潮湧動,“被潛規則”的焦慮難于幸免。到談婚論嫁的年齡,又要爲房子傷腦筋,當“房奴”的焦慮長達數年至數十年。婚後或焦慮“婚變”、或焦慮當“孩奴”,中年人內外壓力最大,既要養老育小、處理人際糾紛、維系婚姻,又要疲于職場撕拼、博取功名。老來身體每況愈下、不時病痛,或受“空巢”之孤獨,大多難言輕松,若身體健康、子女出息和孝順,則能頤養天年。否則,不是受疾病折磨,就是“被啃老”。總之,人的一生焦慮無處不在,如果不能正確認識和妥善排解這些生活中的壓力源,總是處于一種莫名的煩躁不安的焦慮狀態,則讓人無法享受生活、難從心底感受幸福。

[1] 2012.4.5.新华网

[2] 陈宪:对影响消费的因素,不能再认识糊涂;《文汇报》2012-2-7;上海;

[3] 参见2012-8-28《甘肃日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10月推出;

[4] 参见2012-10-20新华网;陈谊军:四千多倍的薪酬差距让公平“捉襟见肘”,2012-10-22《兰州日报》;

[5] 李凌:加快劳动力要素市场建设 缩小一次分配差距,《文汇报》201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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